通过公益诉讼预防与惩罚职务犯罪

日期:2015-07-18 来源:周晓明博士的律师团队


 

 

 

 


   职务犯罪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诉讼制度不健全是造成我国目前职务犯罪泛滥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急需完善我国现有的针对职务犯罪的公益公诉制度,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我们还亟待建立针对职务犯罪的公益私诉制度,藉此赋予社会公众以起诉职务犯罪的权力,从而打开预防职务犯罪的另一道门。

关键词  职务犯罪;公益诉讼;公益公诉;公益私诉

 

职务犯罪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作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所以预防与惩罚职务犯罪与公益诉讼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但是,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与法律监督体制不健全。我们有必要探求职务犯罪的公益公诉制度的问题所在,然后努力去解决现存的问题,从而使这种制度设计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同时,应该建立对职务犯罪的公益私诉制度,即应该赋予公民个人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职务犯罪行为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

 

 

 

 

一、诉讼制度不健全:职务犯罪难以遏制的主要原因

职务犯罪是与职务相关的犯罪的总称,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破坏国家管理活动,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职务犯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特殊之处在于,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主体的特殊性,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二是行为的特殊性,职务犯罪的行为必须与犯罪主体的职务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职务犯罪具有严重的危害性,表现在危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权建设、政党建设等方面。它严重侵犯国家的管理职能,影响正常的管理秩序和工作秩序,破坏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关系,败坏政府的威信,最终损害公众利益。它是“一种为小利而牺牲公共利益的欺骗、一种谎言。它偏离了为完美社会而奋斗的轨道。相反,它纵容分裂、动荡和冷漠的社会反常行为。它不仅给社会指出错误的方向,而且也使政府的合法性丧失殆尽”[]

这种对公众利益有着严重危害的犯罪形式由来已久,它伴随着政治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几千年来,都未曾断绝,成为一大顽疾。我们翻翻历史书就可以知道,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几千年官员职务犯罪的总记录,也是百姓受官员压迫的血泪史。夏商以降,数千年来,大多数时候都是贪官横行、民生凋敝。能量小者,鼠窃狗偷;能量大者,鲸吞虎据。“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置万民于水火而不顾!还有不少官员浑浑噩噩, 尸位素餐,全然不关心百姓疾苦!老百姓怨声载道,却完全拿他们没有办法。历代的统治者都深知职务犯罪之害,都试图根治这一顽疾,但皆不得其法,以致千载以来,我们只有任由职务犯罪泛滥,却又奈何不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工作,立了不少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法律,也狠下决心惩治了一批职务犯罪的官员。但是,职务犯罪却并未得到遏制,甚至愈演愈烈。近年来,关于官员们职务犯罪的报道铺天盖地,犯罪官员数量之多、职位之高、涉案金额之大、手段之恶劣,让人叹为观止。江西原省委副书记胡长清、广西自治区原书记成克杰、北京市原市长陈希同、上海市原市长陈良宇纷纷落马。不独高官不能幸免,官员们集体职务犯罪的情况也很常见,往往一端便是“一窝”:1990年,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被查处局级干部15人,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13人;1998年,哈尔滨“国际商贸城行贿案”,立案查办61人;1998年,广东湛江走私大案,涉及公职人员259人;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及各级、各部门官员数百人;沈阳慕马大案,涉及干部百余人;河北李真腐败案,涉及干部46人;安徽阜阳王怀忠腐败案,涉及干部一百余人;黑龙江马德卖官案,涉及干部265人;湖北襄樊“官场地震”,涉及干部七十余人;郴州“七年官场畸变”,涉案官员150余人[]。真是职务犯罪,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呀,让人陡生“今夕何夕”的感慨。陈寅恪先生尝言“读史早知今日事”,一点都不假,数千年已经过去,我们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水平一点都没有进步。

在痛骂这些官员的贪婪无耻的同时,更应该检视我们的制度构建。我们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针对职务犯罪的诉讼制度不健全,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我国目前针对于职务犯罪采取的是检察院的公诉制度,即于检察院代表国家对职务犯罪者提起诉讼。正如我们在开头分析的那样,职务犯罪侵犯的不是特定人的利益,而是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按照公益诉讼的理论[]来讲,目前由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提起公诉的制度属于公益公诉制度。由上面列举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例子可以看出,我国当前对职务犯罪所采取的公益公诉制度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至少我们可以断言,在当时发生职务犯罪官员集体落马事件的地方,像当年的湛江、厦门、襄樊、郴州等地方,这种制度几乎是不起作用。为什么要等到那么多的官员都有问题了才开始“彻查”呢?为什么这种官场的畸变要持续那么多年才得到“彻查”呢?为什么那么多的检举信雪片般地飞向各个部门、那么多的检举人员挺身而出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却仍然得不到重视呢?为什么那么多的有严重问题的官员可以那么气焰嚣张呢?

由此可见,从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应该找出职务犯罪的公益公诉制度的问题所在,然后努力去解决现存的问题,从而使这种制度设计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不是形同虚设;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应该建立对职务犯罪的公益私诉制度,即应该赋予公民个人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职务犯罪行为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前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先生在郴州“官场地震”之后总结了防治官员腐败的四点教训,其中有两点与我们讨论的职务犯罪公益私诉制度有关,一点是“反腐败的主体错位。除了必须依靠党的自律以外,还应该让人民也成为反腐败的主体,也就是党要唤醒人民反腐败。”另一点是“监督缺位。从纵向上讲,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建立健全了各种监督机构,从表面上看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监督体制,但是从结果上看,往往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而无自下而上的监督。”[]我们尝试构建的职务犯罪公益私诉制度的根本目的所在就是要形成自下而上的监督,让社会公众成为预防职务犯罪的主体。我们寄希望于职务犯罪公益公诉制度的完善和职务犯罪公益私诉制度的建立来对当下职务犯罪泛滥的现象有所遏制。

 

 

 

 

二、问题多多:职务犯罪公益公诉制度急需完善

在我国现行职务犯罪公诉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检察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赋予了检察院对国家工作人员遵守和实施法律的情况的监督权,对职务犯罪的监督权是该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职务犯罪的公诉权也由检察院独占行使。除此之外,人民检察院还享有对主要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宪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对检察院行使对职务犯罪的监督、侦查、公诉进行了周详的制度设计。其中监督权是基础、侦查权是手段,公诉权是核心,它们构成了我国和职务犯罪公诉制度的完整体系,立法者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周详的法律制度设计来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可是,从前一段中揭露的数据以及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看,这套职务犯罪的公诉制度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有检察机关内部存在的问题,也有其外部存在的问题,表现的形式多样,比如检察人员的素质、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权力机关和党的干预、政府的压力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公诉制度的良好运行。依我们看来,关键的影响因素在于检察机关所受的制约太多、独立性差。因此,本段就只从这一点上展开分析。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对职务犯罪公诉制度的良好运行至关重要。检察机关的独立是国外的通行做法,也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检察机关独立性很差[],究其原因,至少有这两个:一个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制度”所决定的。在人大下面,政府、检察院和法院并立,在这种体制下,检察院想不受人大的制约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这种体制设计,使得政府、检察院、法院“命运相连”,这为检察受政府和法院的制约留下隐患;另一个原因就是法律规定存在缺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但是,由于该条文采取的是列举方法,因而给不少人误读该条文留下了漏洞。因为党、人大等都没有包括进来,于是,就为这些人干预检察机关制造了“法律依据”。这些原因导致检察机关独立性大受影响,在工作中困难重重,使得职务犯罪公诉制度的运行阻力重重,在有些地方则几乎完全“瘫痪”。

欲解除这些因素对检察机关的干预和制约,从而让其能独立行使职权,使职务犯罪公诉制度良好运行,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1)正确处理人大的监督问题。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检察院是全国各级人大产生的。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一方面受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另一方面受同级人大监督。但在实际操作中,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较少,更多的是受同级人大的监督。人大享有对检察院提出质询案或者在产生错案时对检察院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我国的法律还规定了人大的“个案监督”制度。这就造成了在实际法律运作中,人大借口“建议”、“质询”和“个案监督”来干扰检察院办理案件的情况。我们认为,这种矛盾的解决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必须是集体的监督,而绝不是个别人大代表提出的“监督”,因此,个别人大代表无权提出对检察院的“监督”。这样做可以防止个别人大代表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徇私情的可能。二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应当通过提出意见或建议的方式进行,而不能直接代替检察院行使职权,在具体案件的处理问题上仍然要由检察院独立作出决定[]。(2)正确看待党对检察院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国家制定法律的依据,党的领导是人民检察院行使职权的根本保证。因此,我们在工作中要防止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借口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而否认党的领导。这是肯定行不通的,失去共产党的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将会失去方面,后果将会十分严重。另一种情况就是借口党的领导而干涉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了检察院在办理重要案件时必须向党汇报的制度,这给党委及其职能部门干预检察院的工作埋下了隐患。一些党的领导仗着这个“权力”,干扰具体案件的查处,甚至于干预案件的处理,这给检察院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有的地方还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些领导的作法混淆了党委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权与检察机关对具体案件的处分权,将党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的领导降格为具体事物性的领导,而且影响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合适的作法是将共产党的领导仅仅限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领导,而不能通过审批案件,甚至参与办案等方式来干预检察机关的工作,在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上,检察机关应当享有高度的自主权。(3)要排除政府的干预。政府的干预是检察院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检察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政府党委领导,检察业务受党委政法委指导和协调,人员归党委组织部挑选和管理,检察长和检察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薪俸、待遇和办公、办案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统一列支。检察机关在人、财、物等司法资源的动作上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大至整个机关的运作经费、福利待遇,小至检察官的任职、提拔,均受同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影响。”[11]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检察机关怎么可能会有独立行使职权的空间呢?因此,很多学者所倡导的检察机关一体化就显得很必要了,关键有两点:一是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弱化同级政府对检察机关的影响,检察机关的人员任免不能由地方政府插手;二是检察机关的办案经费,检察人员的工资皆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不再受制于当地政府。当然,仅此三个方面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不少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都需要完善。惟有这些方面得到落实,职务犯罪的公诉制度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像厦门远华案、湛江走私案、沈阳慕马案那样,检察机关处处受制,甚至干脆就同流合污,使得职务犯罪公诉制度完全失灵。

 

三、意义重大:职务犯罪公益私诉制度亟待建立

对于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惩治,我国法律规定主要由检察机关来监督,对职务犯罪行为提起公诉,同时,也赋予了党和人大以及公民个人的监督权。这是一个美好的制度设计,但这个制度设计的前提是检察院、党组织和人大都会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出发,履行好自己的监督权力,这些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会不顾及一己之私利,会忠于法律,忠于正义。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行政机关、检察院、党组织和人大等组织之间本来就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一旦一个人、一个部门出了问题,其他部门就会包庇它,替他掩盖,甚至于大家都心照不宣,相安无事。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我们这些制度安排,对于预防职务犯罪来说,起不到很好的作用,在有些时候甚至会形成虚设。这也就不难想象,公民个人的检举,在这种制度环境之中,真像是制度设计者一个美好的理想,可望而不可及。典型的例子如郴州曾锦春职务犯罪案中,黄元勋、彭北京、李民主和王文汉四人前后5年,上访200余次,检举曾锦春无数,但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几乎不起作用。曾还自吹其为“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的“三不倒书纪”[12]。还有一个问题是与上一段有关的,那就是我们呼吁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独立行使职权的同时,也假设了检察机关会不在工作中掺杂自己的利益,会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办事。如果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出了问题,也利用自己的职权谋权自己的不当利益或者进行不法行为,又由谁来监督他们呢?我们认为,应该建立职务犯罪的私诉制度,即赋予公民个人对职务犯罪行为的诉权,从而使得公民个人一旦有证据证明职务犯罪行为发生,便可以对职务犯罪者提起诉讼,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辗转于各个部门之间,冒着巨大的危险,进行辛苦的检举、上访行动。建立职务犯罪的私诉制度至少有这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将人民真正变成了预防职务犯罪的主体。过去公民个人对职务犯罪的检举对预防职务犯罪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检举权必须以国家机关的作为为基础,如果国家机关不作为,这种检举权就失去了意义,而且往往是在职务犯罪越严重的地方,这种检举权起作用的可能越少。如果公民个人对职务犯罪行为拥有诉权,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二是有助于推动中国的民治。民治要求广大公民个人都能够参加到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来,但是我们一直都缺乏好的制度来保障公民个人能拥有这样的权利。在公民个人为了公共利益挺身而出的时候,我们不能提供他们以制度上的支持,甚至他们所面对的还是制度上的障碍。这也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百姓常常被官员鱼肉却无可奈何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建立职务犯罪私诉制度对于中国目前预防职务犯罪惨淡现状的重大意义。学者们对公益诉讼的具体制度构建已经论述颇多,因此,下面只谈谈职务犯罪公益私诉制度的特殊之处。

1)法律依据急需完善。我国目前的法律只规定了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提起公诉的权利,对公民个人、法人及其他组织提起职务犯罪诉讼权利的规定尚付诸阙如,这也正是导致近几年来,公民个人、法人等提起职务犯罪诉讼,绝大多数法院都不受理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急需完善这一方面的法律规定。首先,公益私诉的制度应得到宪法的确认。随着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世界各国宪法为了顺应这一潮流,也纷纷增加了关于公共利益、集体利益或一般利益的规定[13],而公共利益损害的承受主体乃社会大众,所以,由宪法赋予公民个人、法人等对损害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乃是大势所趋。其次,除由根本法确定其地位之外,职务犯罪公益私诉制度尚需落实到一些普通法之中来,如《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等都应作相应的修改。

2)诉讼的提起。诉讼的提起包括由谁提起和如何提起两个问题。在提起诉讼的主体方面,我们觉得应当赋予公民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原告资格,只要这些主体有证据证明有职务犯罪行为的存在,并且这种犯罪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都可以对行为者提起诉讼。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起诉讼的问题。由于诉讼意味着人力财力上的耗费,最好是等到不得已再为之。因此,我们认为应当设置检举前置制度,即必须先向相关部门检举职务犯罪行为,只有等这些部门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处理或者处理不满意再提起诉讼。

3)管辖、受理和审理问题。为了方便取证、审理的方便,职务犯罪私诉案件应由案件发生地(包括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法院管辖,在管辖级别上,鉴于职务犯罪的社会影响较大,应当由中级及以上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在法院受理问题上应当借鉴英国的检察制度,英国“检察署在提起公诉前,从两方面审查案件,即证据是否充分和是否符合公共利益。”[14]即由法院发挥司法能动主义,事先审查原告的证据是否充分,以及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公共利益。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才受理案件。这样做有利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保护,防止为了私利而打击、陷害国家工作人员的诉讼。审理制度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而制定。

4)原告激约机制。因为职务犯罪私诉的特殊性,在原告胜诉后对原告进行奖励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公众对职务犯罪进行积极的监督,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对原告的约束同样重要,因为原告一旦胜诉,对被告意味着十分严重的后果,不排除被告为了胜诉,不惜代价私下要求或采取残酷的手段迫使原告撤诉或者迫使原告与其和解的可能,因此,很有必要在法律制度上对原告的处分权进行限制。

5)保障制度。保障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原告的保护制度。诉讼对被告来说意味着严重的后果,而被告往往又是有着巨大活动能量的官员,因此,被告有可能会对原告进行打击和报复,甚至危及原告和家人的生命安全[15]。由此可见,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以及消除因诉讼给原告带来的危险,加强对原告的安全保护非常必要。另一个方面就是对被告的防范。为了避免接受刑罚,不少官员一旦东窗事发,便溜之大吉。中国大量职务犯罪官员外逃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些外逃的官员卷走了大量的资金,对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6]。因此,对被告的防范措施也很重要。

 

四、结语:预防与惩罚职务犯罪应以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

2006919,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带走,郴州市区及下属宜桂阳、临武等县城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的火光映红了天空,举城狂欢共庆“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甚至有些官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在机关大院门前喜极而泣[17]。这是对我们目前法律制度的反讽,也是警钟。因此,我们要正视当前职务犯罪公益公诉制度的缺陷,并努力去完善它,同时,我们亟待建立职务犯罪公益私诉制度,让社会公众真正地成为预防职务犯罪的有力主体。也许,后者的意义更大。我们寄希望于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形成预防职务犯罪坚实的制度保障,从而使职务犯罪得到根本遏制,不再像以往那样肆无忌惮地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使广大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我们希望这种法律制度设计能让社会公众都能挺身而出,与职务犯罪作坚决的斗争;能让前总理朱镕基“留一口棺材给自己”的悲情故事不再重演;能让像吕净一、黄元勋一样的正义之士们不再需要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受那么多的磨难、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了那一天,我们才可以说,数千年以来,我们在预防与惩罚职务犯罪方面的法制终于有了真正的进步。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法学院;湘潭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

1.颜运秋(1968- ),男,湖南攸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通信地址:410083 湖南长沙市 中南大学法学院。联系电话:13187320791;电子邮箱:yyq_xtu@163.com

2.周晓明(1980- ),男,湖南衡阳人,湘潭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通信地址:411105 湖南湘潭市 湘潭大学法学院。


* 基金来源:本文是颜运秋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公益诉讼法律制度》(05BFX0045)的阶段性成果。

[①] 莫远航:《从政法度——职务犯罪的法律界限》,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②] 典型的职务犯罪有:1、贪利型职务犯罪。包括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2、滥用职权型职务犯罪。包括滥用职权罪、私放在押人员罪、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罪、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等。3、玩忽职守型职务犯罪。包括玩忽职守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环境监管失职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商检失职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等。4、徇私舞弊型职务犯罪。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放纵走私罪等。

[③] 田凯:《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理论探源》,载《检察制度理论思索与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④]维红:“襄樊官腐并发症”,载《民主与法制》20061月;李海鹏、傅剑锋:“举城狂欢庆贺郴州贪官倒台 反腐重拳终结官场七年畸变”,载《南方周末》2006921

[⑤] 公益诉讼指的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公益诉讼因其启动主体的不同分成两类:一类是公益公诉制度,即国家检察机关或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另一类是公益私诉制度,即由公民个人或者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等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害公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见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第57页。

[⑥] 鞠靖:“指望人人都像孙湘隆也不现实”,载《南方周末》2007322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这些人仗着手中的人权、事权、财权,或于案件查办中设障、施压,或在案件查办后打击报复,使得检察机关案件要么立不起,要么立了诉不了,要么公诉到法院判不了,要么检察机关的经费供给、人员编制、办公建设的麻烦接踵而至;检察官轻则职位不保,重则丢掉饭碗。面对这种情况,保障检察机关公务犯罪侦查权的独立行使,不仅极为必要,更是非常迫切。诉讼监督权的独立行使问题不言自明。详见河南省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从制度上保障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问题研究“,载《检察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217页。

[] 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课题组:“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及其保障制度构思”,载《检察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1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课题组:“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及其保障制度构思”,载《检察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12] 详见傅剑锋、鞠靖:《谁扳倒了纪委书记曾锦春》,《南方周末》2007322

[13]20世纪70年代以前制定的142部成文宪法中,有96部宪法对此作出了规定,占总数的96.6%。为了适应福利社会的构造,有85部宪法加强了关于公共福利的规定,占总数的59.9%。”见[]亨克..马尔赛文、格尔...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转引自陈云生:“宪法视野和宪政界域中的公益诉讼”,《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

[14] 李洪朗:“英国检察制度评价”,《法学评论》2000年第1期。

[15]“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被查处,是以举报人舞钢市干部吕净一的鲜血及其妻子年轻的生命为代价的;……山西绛县三盲院长姚晓红案件的举报人樊江曾被姚晓红四处追杀,电话被窃听,住处被监视,只好亡命天涯,靠打工来维持举报费用,过着人不如狗的生活,侥幸保住了性命;兰考县农机局职工连清海因举报农机局局长丰学良等人被被举报人纵火活活烧死,其29岁的妻子、8岁的儿子和刚满8个月的女儿亦未能幸免。”见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6] “今年年初报道4000腐败高官外逃资金50亿美元,而去年上半年中国有6528名党员干部失踪,8371人外逃……”,见薛保勤主编:《监督体系建设与职务犯罪防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17] 李海鹏、傅剑锋:“举城狂欢庆贺郴州贪官倒台 反腐重拳终结官场七年畸变”,载《南方周末》2006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