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及其发挥——以分配正义为视角【发表于《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日期:2015-07-18 来源:周晓明博士的律师团队


内容摘要:在传统法律部门所维系的市场分配秩序之下,法律对于分配正义的追求主要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并不能达到实质的公平,并且容易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等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为了达到分配的实质公平,由经济法对原有法律秩序所确认的社会资源和权利分配进行再次调节和调整就非常必要经济法的再分配应当定位于补充分配的角色,旨在追求分配的结果正义。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对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主题词:经济法  再分配功能  分配正义

 

 

On the Redistribution Function of Economic Law

                                       ---- In the Sight of Distribution Justice

 

Yan Yunqiu  Zhou Xiaoming

(Law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Law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market distribution order maintains by the traditional law, the law mainly pursue a formal justice, cannot achieve substantive fair, and it easily cause the extremely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even seriously polariz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ubstantive fair, it is necessary to reassig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 and rights by economic law. The re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law must be located on the supplement distribution, and pursuing the substantive fair. The re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law has a particular meaning for “a reasonable and orderly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which was mentioned in the report of the 17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Keywords: Economic Law; Redistribution Function; Distribution Justice

 

 

 

经济法从一诞生就是以“分配法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早在1755年,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就在其出版的著作《自然法典》的第四篇中首次提出“分配法或经济法”的概念。在他所设计的“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里,他将“调整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分配”、“使一切事务能够秩序井然地进行”的法律称之为“分配法”,或者叫“经济法”[1]

从那以后的两百多年中,许多学者都对“经济法”有过论述,提出过许多观点,但无论是法国、德国的学者,还是日本和前苏联的众学者们,无论这些学者们对“经济法”作出何种风格迥异的定义,在他们对经济法的认识中,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经济法调整了传统的权利分配体系,是由国家公权力介入到分配过程中来,对国家资源、利益和权利进行强制性分配的法律。

我国学者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近三十年来,学说叠出,让人眼花缭乱。就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几种学说来看,无论是“国家协调和调整经济关系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说”,还是“经济管理和市场运行关系说”和“纵横统一说”,或者是“国家调制说”,虽然各自对经济法的论述各异,各自构建的经济法体系也不尽相同,但在有些方面是不谋而合的,那就是都认为:市场并非万能,由传统的法律部门(如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等)所维系的市场分配秩序存在着天生的缺陷。由传统法律部门所保障的市场分配并不能达到实质的公平,因而需要经济法这一新兴的法律部门来对原来法律秩序所确认的分配结果进行再次调节。经济法对分配的再次调节实质上就是对资源、利益和权利进行再次分配,是基于传统法律部门(特别是民商法)所维系的初始分配秩序之上的补充分配,也是由国家公权力保证的强制分配。

早期的许多经济法学者都将以再分配为核心目的的社会保障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在经济法的体系当中,使经济法具有浓厚的“再分配”气息。近年来,随着经济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经济法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绝大多数学者构建的经济法体系中已经不见社会保障法的踪迹,虽然如此,这也丝毫没有改变经济法是资源、利益和权利再分配法的本质。

 

一、市场分配机制的缺陷分析

分配首先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它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它对分配关系进行调整,对分配关系当中的各种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配置,对分配过程当中各主体的行为进行规制,从而维系一个运行良好的分配秩序。传统的法律部门,如宪法、行政法、刑法和民商法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调整着一定的分配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为分配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宪法对分配关系的调整主要是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完成的:(1)确认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2]。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乃是进行分配的基础,基本经济制度不同,国民财富和资源当然会有不同的分配结果;而且,由具有最高权威性的法律对分配制度进行确认,可以使国民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变得有规则可循,而不至于导致混乱的分配秩序。(2)保护国民私有财产[3]。这是对分配结果的宪法保证,使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的各个主体没有后顾之忧,可以维持分配秩序的稳定。行政法对分配关系的调整主要表现在这几点上:(1)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因为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如果政府权力不得到适当约束,将如同洪水猛兽,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粗暴的侵害,对分配关系的破坏自不待言。(2)行政处罚。即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进行处罚,这是一种补偿性分配。(3)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对市场竞争机制不能有效调节的事项设定许可,从而对分配形成一定的影响。刑法对公民的财产和人身进行严格保护,对通过贪污受贿、盗窃抢劫等方式获得财产的行为进行打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法律制度之外的分配。民商法是对市场分配关系影响最大的法律,因为它与商品经济的紧密联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下,民商法无疑构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过程须臾都离不开民商法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民商法的精神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精神,民商法的追求就是市场经济的追求。民商法的核心精神——如私权神圣、契约自由等——与市场经济关系有着深深的契合性。分配关系是作为市场经济关系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因而,民商法对市场经济关系的确认和调整过程也就是对于分配关系的确认和调整过程[4]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传统法律部门所调整的市场分配关系以及所维系的市场分配秩序的一个概貌:宪法为市场分配关系的调整确认一个基本框架,行政法和刑法等在不同的角度对市场分配关系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很小,调整市场分配关系的核心法律是民商法。以民商法为核心的传统法律部门调整市场分配关系所表达出来的总的观点是:相信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相信市场的自发分配能力,排斥政府对分配的干预。

正如诺齐克所分析的一样,市场自发分配机制是这样一种机制:“……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从事自己的经济活动以赚取收入。他们通过契约或直接的交换、赠予、转让等,每个人都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东西,这样,一种总的收入布局或结果状况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然它是在不断变化着),这就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分配了,但它并不是一种集中统一的分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裁判和分配者,而是众多个人决定的产物。[5]市场分配机制对分配正义的追求与诺齐克对分配正义的定义也是暗合的[6]注重的是个人权利的获取与维护正义的合理性。认为即使为了较大的社会利益,也不能以任何理由侵犯个人的权利,要确保个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市场分配机制是一种个人竞争型的分配,它不关心最终的社会分配结果是否公正,也不关心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它把效率放在第一位,不注重对弱者的帮助,对于别人的需求和贫困显得冷漠无情。

市场分配机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首先,它对分配的形式正义(或曰过程正义)的追求,容易导致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一旦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被拉大的时候就容易导致许多社会问题,严重危害着社会稳定。其次,市场分配机制依赖着市场机制的有效展开,一旦市场机制出现问题,则市场机制下的分配必将出现问题。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例子便是明证。此外,“……还存在一些领域,市场是无效率的,比如在存在外在性和分共物品的情况下……”。[7] 当我们反思市场分配机制时,我们会清楚地发现,它们在效率问题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可以在短时间把“饼”做得很大,分配的成本很低,个人权利和自由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因而,由市场来进行初始分配是非常适合,但是市场分配机制的缺陷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可能丧失实质公平(即无法把“饼”公平地分配)以及无法顾及代际之间分配的公平等等,这些都是不符合法治的精神的,所以,对传统法律部门调整的初始分配进行一些调整,以便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维持社会稳定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二、经济法再分配的必要性分析

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8]可见,经济法是国家为弥补市场自由竞争的缺陷而设计的法律制度。虽然各国的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在有一点上却惊人的一致,那就是不迷信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是有效率的,但市场也有缺陷,它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都能有效地调节社会经济,维护社会经济的协调和稳定。一言以概之,那就是市场也会失灵。其中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9] (1)市场障碍。它指的是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经济法并不否认竞争,它所要规制的是市场竞争下的两种不良倾向:一是限制竞争;二是不正当竞争。因为竞争的无序势必使得分配秩序被打破,使得某些经营者(市场垄断者)获得超额利润,其他的经营者则大批亏损,从而扭曲价值规律,使市场对分配的调节失灵。这一点从19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以及19世纪末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来。(2)市场惟利性。市场中的投资经营者所关注的是经济利益,而且往往重视眼前利益。这就导致有一些领域市场资本不愿意进入,比如投资多风险大的行业、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但又无利可图的行业以及一些投资环境差或者资源匮乏的贫困地区等等。其次,市场的惟利性使得投资者往往只顾及眼前利益的追逐,而不考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社会效益,使得环境破坏十分严重。这会使得公共产品的分配、资源的分配以及代际之间的分配出现严重问题。(3)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被动性和滞后性。这是因为从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各个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滞后,不能适时调整其投资经营决策,往往等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和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时才做出反应。这一缺陷对分配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无可否认,像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些严重的分配问题并非完全产生于“市场失灵”(可能还有分配体制、政治环境甚至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因素),但市场机制的缺陷是造成分配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市场机制的这三个缺陷所导致的分配公正问题用传统法律部门是无法化解的,惟有主要依靠经济法在再分配问题上的独特的功能优势,由国家公权力对分配关系进行调节方有望解决,这就是要对市场机制下自发完成的分配结果进行再次调节,以弥补初次分配的缺陷,从而达到实质的公平,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市场分配机制下民商法所追求的分配过程正义不同,经济法所追求的是一种分配结果正义,因此,从法治的精神上来讲,经济法在分配问题上的追求无疑要更接近正义的要求。牛津大学教授菲尼斯认为“关于共同体内巨大的财富悬殊的不正义并不是财富悬殊这个不平等,而是富人未能将他们本可由他人使用以更好地实现其生活基本价值的一部分财富进行再分配(正如不平等所表明的)”、“但是如果这种再分配意味着,以这些享受美酒的价钱让更多的人免于疾病(非自我造成的),让更多人接受教育能够达到真正地自主的程度,抵御正义之敌,等等,这样的再分配才是正义的要求。”[10]经济法的再分配恰恰是为了追求正义的要求,在民商法对市场分配进行调节的基础之上作更进一步的努力,要把富人们“享受美酒的价钱”用来使穷人们“免于疾病”(当然,这种说法非常片面,它远远不是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全部)。

由此可见,经济法对于分配正义的追求是一种结果正义,这与罗尔斯John Rawls)的分配正义理论不谋而合[11],他在《正义论》第二编第四章“分配的份额”中强调分配过程中市场的作用,但是他并不完全迷信市场的作用。他认为,“完善的竞争是与效率有关的一套完善程序。当然,它所需要的条件是非常特殊,它们很少(即使有)在现实世界中被完全满足。此外,市场的弊端和缺陷常常是很严重的,政府的分配部门必须制定一些补偿措施。垄断的限制、信息的匮乏、外部经济效果和不经济等现象必须得到认识和纠正。而且,市场在公共利益的场合完全失去了作用。”[12]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得出来,罗尔斯在分配问题上的看法与经济法的精神是暗合的。连哈耶克都认为,在市场秩序下根本没有社会公正,因为社会公正暗含着还有某些更为高级的标准用于评价市场的结果——这些标准体现的是公正赏罚和公平原则,是在为重新分配市场已经分配好的物质寻求辩护。[13]这似乎就是经济法介入到分配关系的调整中来的最好的注脚。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包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而且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都表明,经济法因为在再分配方面的特有的功能优势,使其在十七大过后的这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将大有可为。

 

三、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构成

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再分配过程中涉及的主体多,对象也各不相同,再分配的手段也不是单一的,为了使下面的论述能够展开,我们把它抽象成三个方面,即从经济法再分配的主体、对象以及手段三方面来论述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构成。

(一)经济法再分配的主体

经济法再分配主体指的是参与到再分配关系中来并依据经济法享有权利(权力)和承担义务的组织体和个人。因为再分配关系纷繁复杂,再分配关系所涉及的主体也很多,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农民等生产经营户,还有城乡居民等都可能成为经济法再分配主体。我们也将这么多的主体抽象成四类主体: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经济法的再分配主体又可以分成分配主体和接受主体两类。分配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经济法的再分配是国家公权力介入的、对初始分配的补充分配,是国家权力对分配关系的干预和调节,因而分配主体只能限定为国家。接受主体指的是通过再分配活动能够获得分配对象的组织和个人。具体来说,再分配的四类主体都可能成为接受主体。国家也是接受主体,因为国家在再分配关系中,可以获得税收、国企收益、国债收益以及国外援助等财产,这些财产有很大部分会成为再分配的对象。

(二)经济法再分配的对象

经济法再分配的对象指的是在经济法再分配过程中可供分配的资源、利益和权利,包括资源、机会、公共产品、利润与优势、权利与义务、税收等对象。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具稀缺性,那就存在分配的问题,而一定的权利当然的具有某一种利益,所以权利也是经济法再分配的对象。具体来说,经济法再分配对象主要有这么几个:一是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分配不仅涉及在当代分配的公平,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代际之间的公平。如果竭泽而渔,而不顾及子孙后代的死活,那么这样的分配无疑是不具有正义性的[14]。二是公共产品。正如罗尔斯所说,市场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完全失去了作用,因此对公共产品进行再分配就显得非常必要。三是机会利益。在市场竞争中,竞争机会当然蕴含着巨大的利益。如果这种机会被剥夺(如经营者垄断市场,使后来的经营者进入市场变得困难或者不可能),不仅对于被剥夺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市场的价格规律就可能会扭曲,从而打破原来公平的分配秩序。四是国民收入。即国家范围内所创造的国民财富和利益,具体包括新增的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等。五是权利与义务。权利与义务都包含着利益,因而它们也是经济法再分配的对象。

(三)经济法再分配的手段

因为经济法再分配是为了弥补因市场机制缺陷而导致的分配正义问题而产生的,因而经济法的再分配手段也主要针对市场缺陷而设置。经济法再分配手段与民商法的分配手段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经济法的再分配手段是由国家公权力实施的。国家公权力调节市场机制下的分配问题主要有三种方式:(1)针对市场障碍所导致的分配问题,国家公权力通过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方式予以排除。这一方式解决的主要是竞争机会利益和权利利益的再分配,比如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竞争机会的再分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对权利的再分配(表现为对消费者权利的倾斜保护)。这一手段的意义在于排除市场中有效竞争的障碍,反对滥用市场地位,反对不正当竞争,为公平的分配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2)针对市场机制作用的惟利性和作用领域的局限性,通过安排和调整国家直接投资,参与经营活动,以调节经济结构和运行。它主要用来解决公共产品、国企收入的分配问题。主要靠国有资产管理法、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国企改革法来完成。(3)针对于市场机制作用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国家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和信息,并根据对宏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凭借手中所握有的政策手段,对社会经济实行总体规划、指导、鼓励,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引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主要靠计划法、产业政策法、财政法、税收法、金融法、价格法来完成。这一手段其功能不仅仅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争取在短时间内把“饼”做大(把分配的份额变大),有的方面也直接作用于再分配的,比如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手段来缩小收入者之间的差距,通过财政法来增强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等[15]

 

四、经济法再分配的定位和功能发挥

经济法的再分配是为了弥补传统法律调整分配的缺陷而产生的,在实现分配的实质公平方面有着传统法律无可比拟的优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法再分配功能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不能过于张扬与夸大经济法再分配功能,要慎用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经济法应与别的法律很好地协调,扬长避短,共同调整分配,这样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分配秩序,进一步促进分配的公平。

经济法的再分配是由国家公权力介入到市场分配关系中来,由国家调节分配。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大、政府的有限理性以及高额的干扰成本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慎用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西方经济学家始终宣扬通过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可以解决比如失业、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等问题,公平分配的问题自然更不在话下。他们对政府提出了五个“更少”的要求——更少的政府支出,更少的征税,更少的财政赤字,更少的货币扩张,更少的政府干预。[16] 虽然凯恩斯们极力反对他们的主张,而且他们的理论也没有经受住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19世纪末的几次经济危机的考验,但经济学家们都不得不承认,市场机制仍然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最佳制度,市场有着最高的效率。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我们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对分配进行调节,但我们要高度警惕政府对分配的干预(它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认为,在法律制度设计方面,一定要保证民商法对分配关系调整的基础地位,要奉行在市场交易中的主体平等、财产神圣和契约自由,只要市场运行能够解决的分配问题就一定由市场去解决,国家权力绝对不能进入这样的领域;惟有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分配问题(亦即民商法对分配的调整作用之外),方可进行国家调节,方有经济法发挥作用的余地。在对分配关系的调整上,经济法的正确定位应当是作为民商法的补充,用来弥补民商法调整分配关系的缺陷。切不可夸大经济法在分配关系调整上的作用,甚至忽视民商法的调整作用,那样只能使我们的社会向着计划经济时代倒退。

由政府来干预市场分配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弊病,有的学者认为,“并非在任何时候自由放任的不足都是能够由政府的干涉弥补的,因为在任何特别的情况中,后者的不可避免的弊端都可能比私人企业的缺点显得更加糟糕。”[17]政府干预分配的弊端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是政府不是超人,他仍然像普通人一样,只有有限的理性,常人会犯的错误,政府同样可能会犯,而且政府一旦犯错,造成的损害却远远大于个人的错误。二是干预成本的高昂。由民商法作为核心所维系的市场分配体制效率很大,分配成本却非常低。而经济法对于分配的干预主要通过行政部门进行,行政运行的成本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还有,官员的腐败和行政的低效率都大大增加了干预的成本。三是政府有着自身的利益取向,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使得再分配偏离制度设计的初衷。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18]四是政府干预分配可能会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哈耶克曾经忧心忡忡地警告“即使是最温和的政府干预和再分配也会导致极权主义的产生”[19],虽然他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在经济法再分配过程中,个人权利的保护的确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有这些弊病的存在,但绝不能因噎废食,由此便轻易否认经济法的再分配。我们认为,经济法再分配的这些弊病主要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防止:一是要慎用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惟有在传统法律调节功能不足的地方才可以使用。二是需要传统法律部门的密切配合,如宪法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限度,刑法对官员腐败的打击等。如果这些法律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由经济法来再次调节分配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糕。

最后,让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真正发挥作用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只是纸上谈兵,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不能得到很好发挥,那就不能奢谈分配的实质正义。我们认为,经济法功能的发挥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完成:第一是要将经济法的再分配观念深入到经济法理念中去。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法律,也是资源、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法。在分配角度上来看,我们也可以讲分配正义是经济法的精神追求。把再分配观念深入到经济法理论中有利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设计,也有利于促进分配的实质正义。第二是要将经济法再分配功能深入到经济法立法中去,这是经济法再分配功能发挥的关键点所在。决定权利和利益分配的主要部门是立法机关,相比之下,执法和司法活动则处于从属地位。经济法立法要注意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边界,要重视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弊端,为了达到实质的正义,在分配权利方面,要对弱势主体和贫困地区的人们进行倾斜。第三是要将经济法再分配理念深入到执法中去。在执法中要注意国家公权力干预分配的度,因为如果公权力使用超过一定的限度势必对私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带来侵害。第四是与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相关的司法救济程序的设计。如果光是通过立法赋予权利而无相应的权利救济程序,那么权利的设置便会形同虚设,无异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经济法的再分配是宏观分配,也是强制分配,在其功能发挥的过程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足,即由于立法的缺失或者执法中的问题,使得经济法再分配功能没有很好地发挥,比如不幸者得不到救助,匮乏者得不到支援,受损者得不到补偿等等;二是过度,经济法的再分配因为有国家权力的介入,如果过度,极易损害公民的权益,甚至打破原有的分配秩序。这两种情况造成的损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损害的往往是公众的利益,而无特定的受害者。这个特点决定了这种损害在我国现有的诉讼制度下难以得到救济,因此,可否通过公益诉讼来保障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很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五、余论

财产神圣,契约自由!我们自始自终都没有对这一点产生过丝毫的怀疑。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建立在这两者之上的市场自发分配机制难以使分配达到实质的公平,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贫富差距在进一步地拉大,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逐渐增多!我们不能对别人的急迫需求无动于衷,我们关心下一代就像父亲关心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活得长久一点的自由,我们都希望没有匮乏的恐惧,我们也都绝不希望有生病无着的绝望!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它是我们在传统法律为了追求分配正义而作出的艰难求索的基础之上的更进一步努力。我们希望藉此而实现建立在分配形式正义之上的实质正义,希望这样的法律制度设计能够对实现人类这些朴素的梦想有所助益。



[1] []摩莱里:《自然法典》,黄建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7-110页。

[2] 如我国宪法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3]如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4] 孟庆瑜、范海玉:《论分配关系中的法律》,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12期。

[5]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6] 诺齐克著名的“持有正义”的纲要是:如果一个人按照获取和转让的正义原则,或者按矫正的正义原则对其持有是有权利、有资格的,那么他的持有就是正义的。如果一个社会每个人的持有那是正义的,那么这个社会的持有的总体(分配)也就是正义的。纲要包含了获取的正义原则转让的正义原则和“矫正的正义原则”,也就是说只要市场竞争的主体之间获取财产、转让财产是合法的(正义的),或者对不正义的财产获取和转让的矫正是正义的,那么该主体的持有就是正义的。如果每个人的持有皆是正义的,那么整个社会的分配就是正义的。详见[]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7] 韩秀云:《宏观经济学教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8]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9] 漆多俊:《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1页。

[10] []约翰·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董娇娇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41页。

[11] 罗尔斯在他的名著《正义论》中反复强调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相冲突的情况下,罗尔斯认为第一个原则应当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平又优先于差别原则。这可以说是罗尔斯正义思想的精髓所在,它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在市场体制下,分配的展开首先要保证分配主体在分配过程的平等自由,不能侵犯个人的自由权利。其次,惟有在这两种情况下,分配所造成的差异才是可以容忍:一是在分配过程中,给予分配主体的机会是公正平等的;二是这种分配适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如果分配结果违反了这样的原则,那么就应该依靠公权力对它进行矫正。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12]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273页。

[13] []安德鲁·甘布尔:《自由的铁笼》,王晓冬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14] 罗尔斯认为:“假设每一代关心自己的直接后代,就像父亲关心自己的儿子一样,那么一个正义的储存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储存原则的某些限制就应得到承认。”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15] 值得一提的是,我党一直都十分重视这些手段对分配的调节作用,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处处都可以看到经济法三种再分配手段的影子。

[16] 胡代光等:《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和演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7] []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18]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6页。

[19] []安德鲁·甘布尔:《自由的铁笼》,王晓冬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