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问题的探讨【发表于《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日期:2015-07-18 来源:周晓明博士的律师团队


 On the Anti-Competition of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s

Abstract: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s may bring many antitrust problems, includes sectional monopolization, regional blockade, compulsory associated trade restriction and forced transaction. The present method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have multiple defects.We should take ligislative hearings to ensure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s obey the antitrust law. We should take the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s into judicial review procedures. We should construct private litigation system of antitrust.

Keywords:Abstract AdministrativeAct;Antitrust;Legislative hearings;Judicial Review;Private Litigation

 

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法律行为的一种类型,它是对将来行为的规范,面向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而且可以反复适用,它对于市场竞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政府对经济进行调节的手段之一,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抽象行政行为可能对市场竞争带来的限制也不容忽视,正是因为它面向未来、对象众多,它对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损害往往更大。此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抽象行政垄断要多于具体行政垄断,而且很多具体行政垄断也是以抽象行政垄断为依据实施的,因而,控制抽象行政垄断理应成为反行政垄断的重点[i]

 

一、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特点和类型

我国行政主体众多,国务院各部委、各级人民政府、地方各级行政机关都可能是抽象行政行为的作出主体,因此,抽象行政行为包括非常广泛的内容,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通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都是抽象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如果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对市场活动进行了过度的调节,就可能会限制一定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从而引发反垄断的问题。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本质是行政机关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使某些市场主体(甚至行政机关本身)获得非法的利益,而使其它市场主体蒙受损失。这类抽象行政行为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其对市场竞争危害巨大。因为抽象行政行为面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是面对普遍的、不特定的人或事作出的,并不指向具体的人或事。除此之外,抽象行政行为还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可以反复适用。这些特点决定了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行为的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是广泛而深远的。虽然抽象行政行为并没有指向具体的人或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对具体的人产生影响,正因为他面向的是普遍和不特定大多数人,它所损害的往往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对市场的危险巨大。

第二,其对市场主体造成的损害无法得到救济。具体行政行为因为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并对与这些主体有关的权利义务作出行为,只要这些主体(即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行为对其造成了侵害,即可提起行政诉讼,而抽象行政行为因为缺乏具体的行政相对人,因而具有不可诉的特点。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即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明确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大门之外。这也是抽象行政行为如果限制竞争,即使对大多数人的利益造成侵害,他们也没有诉讼救济途径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广为我国学者所诟病的中国特色的“行政垄断”绝大部分都是由各级行政主体通过抽象行政行为完成的。抽象行政行为对市场的影响是复杂的,带来的竞争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总体看来,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部门垄断。如果政府所属部门为了保护本部门的利益或者本部门所属企业的利益,滥用行政权力,通过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排除、限制其它部门企业参与本部门市场竞争,则构成部门垄断。曾经备受关注的“反垄断法第一案”就是部门垄断的典型案例。200881日,《反垄断法》实施第一天,北京4家防伪企业就将国家质检总局告诉上法庭,称其在推广“中国电子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以下简称“电子监管网”)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违反了《反垄断法》。该案的实际情况是:从20054月份开始,国家质检总局就在全国开始推广“电子监管网”,并发文指定“电子监管网”业务必须由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检)经营。而中信国检公司于2005120日成立,注册资本6000万元,国家质检总局下属公司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中心拥有该公司30%的股份。此外,国家质检总局自“电子监管网”成立以来,还发文强制推行该网,生产企业对所生产的产品要赋码交费加入该网站,由该网站向消费者提供查询服务并收取费用。此后,质检总局又发出通知,要求家电、人造板等969个重点产品必须加入“电子监管网”,并加上电子监管码后,方可出厂销售[ii]。虽然该案后来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但案中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并指定本部门下的企业处理该项业务,确实属于滥用行政权力,利用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规制。

第二,地区封锁。如果地方政府借“保护当地经济”之名,利用抽象行政行为,限制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就容易造成“地区封锁”,这也是行政垄断的典型类型。安徽省舒城县曾成立了一个“商整办”(全称为“商品流通秩序整顿办公室”),旨在解决“县属企业产品在县内市场占有率偏低的状况”,“让优先使用和保护地方产品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该“商整办”由县政府办公室组建,成员包括工商局、税务局、城建局、技术监督局等部门的行政人员。“商整办”先后制定了《舒城县商整工作目标管理考评方案》和《县内复合肥经营专题会议纪要》。《舒城县商整工作目标管理考评方案》确立了地方名优产品的销售指标和市场占有指标,将这些任务分配到乡镇,并将完成情况作为这些乡镇年终考评的依据,奖优罚劣[iii]。而《县内复合肥经营专题会议纪要》是为保护县化肥厂和县复合肥厂而制定的,该纪要规定县外化肥企业在舒城县只能销售尿素和磷复肥,不准销售碳胺等各类产品,并强制收回了合肥一家化肥企业在舒城四个直销点的营业执照正、副本。这个案例堪称行政机关利用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典范,行政机关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排除外地商家进入本地,帮助本地商家获取利益,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第三,强制联合限制竞争。强制联合限制竞争是指政府或其相关部门强制本地区或本部门的企业联合行动以排除、限制或者阻碍其它经营者参与竞争的行为。强制联合限制竞争一般都是违背企业意志的情况之下,行政机关利用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决议的方式,强制本地区的企业进行兼并、合并、联营或者组建企业集团等。在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还可能命令企业停止竞争(所使用的办法是给这些企业划定销售区域或规定销售数量)或者联合定价。

第四,行政强制交易行为。行政强制限制交易行为指政府或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从而排挤其它经营者公平竞争的行为。比如行政机关利用行政权力推销指定企业的商品,或在为市场主体服务时搭售某种商品,或者发文指定在办理某项业务时必须购买某个企业的商品,这些都是行政强制交易行为。2012年底,由国家邮政局牵头制定了《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草案),该办法规定:凡在我国境内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缴纳邮政普遍服务基金,标准为国内同城快递0.1/件、国内异地0.2/件、港澳台1/件、国际2/件。因我国邮政普遍服务现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承担,故该基金的相当部分将补贴给该公司。“这种具有隐蔽性的限制竞争,通过剥夺民企补贴国企的形式,变相引导消费者使用国营邮政快递的业务,事实上就是在变相地指定消费者购买使用邮政集团下属的邮政快递的产品”[iv]。如果该条款得以通过并实施,即可能涉嫌行政强制交易(虽然手段较为隐蔽,实为变相的行政强制交易行为)。

 

二、现有法律规定的不足及改进思路

我国现行法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一种是上级政府的监督,《宪法》第67条、89条、104条和108条都有相应的规定。一般情况是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本级政府不适当的行政法规、规章、决定或命令,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撤销或改变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具体到抽象行政行为的垄断问题,2001421日颁布实施的《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对地区封锁就有不少的规定,如改变和撤销不适当的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进行行政处分(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及第二十六条),甚至还规定有刑事责任(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此外,为了防止抽象行政行为对市场竞争的损害,《反垄断法》第51条对行政垄断也有规制措施,该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可见,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如果滥用行政权力,利用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将面临三种法律后果:第一,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第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第三,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

这些对于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显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存在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无事前预防机制。对于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我国目前并没有事前的预防机制,一般都要等到限制竞争的情况发生之后才可以采取措施,撤销或改变行政命令、决议、公告或者通知之类的规范性行政文件。如果能在抽象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就有能约束行政机关作出抽象行政行为的程序,保证其不会对市场竞争带来损害,那样就能防范于未然,减少行政权滥用对市场的伤害。第二,仅局限于行政系统范围内的处理。我国对于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问题的处理都是局限于行政系统范围之内的,虽然我国《反垄断法》第51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但是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限仅限于“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没有直接处理的权限,最终处理权仍然在行政系统之内。行政系统内部处理行政垄断问题,就相当于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其成效是很值得怀疑的。我们需要司法介入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处理,要能使抽象行政行为接受司法的审查。第三,缺乏程序启动主体。就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处理程序来看,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有足够动机的程序启动主体。反垄断执法机构也许有这个动机,但是它只有建议权,而且一旦出现抽象行政行限制竞争的情况,又有谁有足够的动机去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至于行政系统内部的处分,更是形同虚设,因为行政系统缺乏自查机制,行政机关不会自行启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然后对相关人员进行处分,而外部的程序启动主体是几乎不存在的。只有受到抽象行政行为影响的主体,才有动机启动这个程序,但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启动程序也往往会徒劳无功。第四,无反垄断专业力量的介入。反垄断需要高度的专业性,从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人员组成上面就可以看出专业性对于反垄断的重要性。反垄断需要法律和经济学多方面的知识,没有足够专业化的人员几乎无法胜任。我国反垄断法颁布实施不过5年多的时间,专业程度还显得比较欠缺。而就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处理程序来看,它连我国不够专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都无法参与,其处理都是在行政系统内部完成的,根本没有反垄断专业力量的介入。行政机关对于垄断问题的处理能力是无法让人信服的。第五,无损害救济途径。一旦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利用抽象行政行为限制市场竞争,势必对一些市场主体的利益造成损害,比如在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中,一些市场经营者因为抽象行政行为而受益,他们的竞争者自然会因为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而受损;此外,由于抽象行政行为限制市场竞争,在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消费者必然不得不去购买高价的商品,这也会使他们的利益受损。在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下,这些经营者和消费者所受到的损害缺乏救济途径,因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而且我国也缺乏反垄断法公共执行之外的私人执行制度(如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这使得他们无法将行政部门或者垄断行为实施者诉至法庭。

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使抽象行政行为的作出不至于带来限制竞争的效果,必须重视上述问题,在相关规则设计中克服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至少应能保证:第一,在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过程中,有相关的程序保证其不产生限制市场竞争的效果;第二,在抽象行政行为产生限制市场竞争的问题之后,要有程序保证使其能够接受法院的审查;第三,在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对市场上的主体造成损害时,这些主体也要有救济途径。这三个方面紧密衔接,应能使我国特有的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问题得以解决。

 

三、             解决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三大举措

(一)立法听证

立法听证可以在立法的过程中就草案的内容直接听取公众的意见,尤其是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立法听证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立法的公正性,让法律规范所涉及的各类主体的利益都得到保护,它应该是立法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章除特别规定外一般都应经过听证程序[v]。在英国,“听取那些可能受到规则和条例影响的人和组织的意见,是得以最有力和最认真执行的惯例之一。”日本也有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命令应经过听证程序[vi]。可见,立法听证乃是各国行政机关的通行做法。一些抽象性行政行为作出之后,之所以会导致限制竞争的问题,致使一些市场主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是因为在制定这些抽象性行政行为时,没有进行立法听证,没有充分听取这些市场主体的意见,也没有充分听取反垄断法专家的意见。立法听证程序实乃保障抽象行政行为不产生限制竞争的效果的重要方法之一。

第一,对可能限制竞争的立法必须进行立法听证。立法听证制度规定于《立法法》中,但该法第三十四条将举行听证会的法律限定于“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对于这个范围之外的法律立法并没有作出规定,而且“听证会”也只是“听取各方意见”的一种方式,其它的方式还包括座谈会、论证会。《立法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证会也并非必须进行的立法活动。除此之外的立法活动,并没有必须进行听证的法律规定。而可能限制竞争的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规章、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等)自然也没有法律规定必须听取有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没有规定必须举行听证活动。这导致抽象行政行为的作出缺乏严肃性。如果不举行听证会,牵涉到的相关主体的意见就无法表达出来,就容易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应立法规定这类抽象行政行为作出必须举行听证会,以保证其不会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带来损害,从而导致限制竞争的现象发生。

第二,应保证有利害关系的主体都能参加到听证会中来,并能充分地陈述意见。抽象行政行为因其可反复适用,如果作出时过于草率,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这种影响在现有法律制度下难以得到救济,所以在作出这类抽象行政行为时,不但要举行听证会,而且还要保证可能受抽象行政行为影响的各方主体都参加到听证中来,还要能将他们的意见充分地陈述出来。如果他们都不能参与到这类抽象行政行为的制定中来,那他们的权益只能任由行政机关宰割。保证他们在听证会中的陈述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涉及到选择陈述人的问题。选择听证陈述人是听证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这直接影响听证过程的公正性,以及决定听证结果能否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在这个过程中,立法信息的公开就显得十分重要,行政机关一定要利用各种渠道将立法的信息公开,使更多的可能被牵涉到利害关系的主体能够知晓立法信息。这样也可以使有兴趣参加听证的人,早一点做好准备,提高听证会的效果。此外,听证参加人员的报名和遴选也需要详细设计,方能保证听证的效果。

第三,要保证一定数量的反垄断专业人员参加听证。反垄断问题毕竟是高度专业的领域,一般的公民也许能够直接感受到抽象行政行为对他们可能造成的影响,但他们极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将这里面的原因弄明白的,也没能力设计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反垄断专业人员的参与就显得十分必要。可能限制市场竞争的抽象行政行为在作出时,立法听证中一定要保证一定数量的反垄断专业人员,如反垄断法学者、反垄断行政部门的人员、审理反垄断案件的法官和在反垄断法方面有充分经验的律师等。

(二)司法审查

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都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世界范围内法治发达国家的普通做法,也是现代法治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具体行政行为可诉,可以受法院的审查,但是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无法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这也是抽象行政行为导致竞争损害却无法救济的原因之一。针对这个困境,笔者认为,应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对于限制市场竞争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可以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具体的做法应是改革行政诉讼法,使受抽象行政行为影响的行政相对人可以就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抽象行政行为对行政机关提起诉讼[vii]

第一,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本质是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它是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规章或者其它规范性文件实施的行政垄断行为。如前所述,抽象行政行为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对其进行司法控制就必不可少。市场经济的真谛就在于市场的充分竞争,如果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的竞争,让市场中的某些主体或者行政机关本身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所不能容忍的,行政机关的这种行为也应该要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中来。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行为对市场主体所造成了损害,基于对他们利益保护的角度来看,也应允许他们提起诉讼,将这种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审查之中。

第二,司法审查的范围。对于法院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目前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全部抽象行政行为说”,即应当将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人民法院的审查范围;二是“行政法规排除说”,即应当将规章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人民法院的审查范围;三是“行政立法排除说”,即仅将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人民法院的审查范围[viii]。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探索目前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且目前并没有哪一种学说取得学界的一致认同。基于对市场竞争的维护,减少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行为的发生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至少应采“行政法规排除说”,即至少应将规章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人民法院的审查范围,应由人民法院对这些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行反垄断法的审查。当然,对限制竞争的抽象性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只是这个体系较小的一部分内容,在整个体系没有构建成功的情况下,单纯的对限制竞争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可以将这一部分作为体系构建的突破口。

第三,司法审查的限度。行政权运行的实践证明,行政必须是高效的、权威的,也就是说,行政要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时应当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必须得到司法机关的尊重[ix]。如果司法审查突破必要的限度,必然会对行政权的权威性甚至行政权的行使带来危害,行政行为动辄得咎,那行政权必将深受损害。法院对涉嫌限制竞争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应采取“合法性审查”的方式为限度。即只能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程序是否违法、行政机关是否超越法定的权限、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定这些问题,而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否合理进行审查,以体现法院对行政权的必要尊重,维护行政的权威性。

(三)私人诉讼

反垄断法的执行有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紧密配合,共同肩负反垄断法实施的重任。公共执行指的是由反垄断执法机关动用公共财政和权力资源对垄断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如我国反垄断三大执法机关工商总局、商务部和发改委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垄断行为所采取的执法措施都属于公共执行[x]。私人执行的方式有多种,我国反垄断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举报”即是私人执行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方式是私人诉讼,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对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则性的规定,除此之外并无其它法条的支持,这是我国反垄断法执行体系重要的缺陷之一。当然,反垄断私人诉讼也不仅仅局限于对经营者的起诉,同样也可以包括对行政部门的起诉[xi]。笔者认为,建立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对遏制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但可以使普通的私人(包括企业)可将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规范性行政文件送进法院,接受司法审查,还可以在受到由抽象行政行为所致的垄断行为损害时起诉实施垄断者。如前所述,我国目前解决抽象行政行为带来的垄断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主要的缺陷:一是缺乏启动程序的主体,一是无损害救济途径。如果建立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

我国虽无具体的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却有不少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实践,其中就有涉及抽象行政行为垄断问题的案例。第一例就是前面提到的“国家质检总局垄断案”,由4家防伪企业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国家质检总局推广电子监管网经营业务、强制要求企业对产品赋码交费加入电子监管网的行政行为违法。该案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第二例是“余姚市政府行政垄断案”,该案由浙江余姚名邦税务所作为原告提起,要求确认余姚市政府同意余姚阳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在余姚市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税务代理窗口的行为违法,该案以和解后撤诉而告终。跟私人诉讼比较兴盛的美国、加拿大、德国、新西兰等国比起来,我国私人反垄断案件的数量自然是少得可怜的。在美国,私人诉讼的案件占了整个反垄断执行案件的90%,甚至更多[xii]。笔者认为,我国应重视反垄断私人诉讼重要的制度价值,这对于解决我国特有的抽象行政行为垄断问题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四、结语

抽象行政行为所带来的垄断问题在我国现阶段普遍存在,要将这个问题快速而彻底地消除掉无疑是不现实的。本文提到的三个方面的建议,在现阶段,除立法听证会可操作性很强之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和私人诉讼都基本停留在学者们的研究阶段,落实到立法层面尚有较远的路要走,但是只要在推动相关法制改进的过程中朝着这三个方向努力:在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时重视听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重视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和私人诉讼的制度价值,一点点推进,彻底遏制泛滥的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现象也一定指日可待。



[i] 郑鹏程.行政垄断的法律控制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P59-60.

[ii] 西祠胡同社区.反垄断法第一案:四防伪企业状告质检总局拒绝撤诉[EB/OL]http://www.xici.net/d75184106.htm2008-08-06.

[iii] 新浪新闻. 落后能保护多久 安徽舒城大搞地方保护制度化” [EB/OL], http://news.sina.com.cn/c/280591.html,2001-06-19.

[iv] 法制日报. 征收快递份子钱涉嫌行政垄断[EB/OL]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13-05/08/content_4442345.htm?node=59552013-5-8

[v] 罗豪才.行政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P234.

[vi] 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P144.

[vii] 史际春、赵忠龙.行政垄断及其规制的再审视[J].社会科学,2011(9)

[viii] 江必新.《行政诉讼法》与抽象行政行为[J].行政法学研究,2009(3).

[ix] 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P7

[x] 颜运秋、周晓明、丁晓波.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的障碍及其克服[J].政治与法律,20111.

[xi] 王健.关于推进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思考[J].法商研究,2010(3).

[xii] 王健.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初探[J].法商研究,2007(2).